【www.shkuanshun.cn--报告】
报告网权威发布2015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解读城镇化进程，更多2015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解读城镇化进程相关信息请访问本站报告频道。
2015年12月20日-21日，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召开，中央高层悉数参加，规格之高预示其重要性。会议召开前，相关多个部委已做了很长时间筹备，外界对其怀有各种期待。两日会议成果，极可能指导未来10-20年中国城市发展的新要求、新蓝图与新路径。大家都希望，从这次“1978年后城市工作再次上升到中央层面进行专门研究部署的会议”中，解读更多有价值的信息与讯号。
在此，从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的历史演进、本次会议内容释放的战略指向，与未来城市发展战略议题等方面，分享一些自己的理解。
新中国城镇化进程与中央城市工作会议
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即将胜利之时，中共就面临管理城市的重任。1949年3月，西柏坡举行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指出，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转移到城市，必须要用极大的努力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。自此66年来，中国城镇化经历了不平坦的发展之路。
第一阶段：初步发展(1949-1960)
1949年前，因列强侵略和国内战争，中国社会经济发展遭到严重破坏。1949年10月，全国共有132个城市，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为10.6%;1957年，经过“一五”计划，经济逐步恢复，中国城市增加到176座;1958年到1960年，大跃进与人民公社化运动开展，提出了全民大办工业、赶英超美和以钢为纲的发展路线。与政策失误伴随的，是爆发性的工业化过程和超高速城镇化过程，城镇人口激增，城镇人口年平均增长率达到9.5%，3年间新设城市33座。
第二阶段：波折徘徊(1960-1977)
1961年到1965年，经济发展受到大跃进的负面影响日益明显，滑坡严重。中国政府不得已，进行工业结构调整，提高了设市设镇的标准，城市人口大量精简。其举措使城市数量从1961年的208座下降到1965年的171座。这一时期的城镇化率数字也从19.75%下降至17.98%。
1966年到1977年，是中国城镇化的徘徊停滞阶段。“文化大革命”导致政治强烈动荡，经济濒临崩溃，城镇化出现了第二次大的回落：大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，众多城市干部下放农村。
工业建设方面，由于对国际形势估计过于严峻，全国开始了备战备荒的三线建设，工业布局上提出“山、散、洞”方针，城镇建设不考虑自然、交通等条件，一味强调分散(杨风,陶斯文.中国城镇化发展的历程、特点与趋势[J].兰州学刊,2010,(6):75-78.)。 “三线”企业的布局分散，导致基建投资对城镇建设的改善作用减弱，城镇迁出人口超过迁入人口。城镇人口此时发生的增长，全由城镇人口自然增长所致，城镇化处于停滞。到1978年，与建国初相比，中国城镇化水平只提高到17.92%，设市城市由132个增至193个，仅增加61个(刘勇.中国城镇化发展的历程、问题和趋势[J].经济与管理研究,2011,(3):20-26.)。
第三阶段：稳步发展(1978-1994)
1978年到1994年，中国城镇化稳步发展。1978年，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，工作重点转向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。经过17年倒退与停滞后，城镇化开始走入健康发展的道路。
农村改革突破，也奠定城镇化基础。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出现和农村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相伴，对城镇化的发展产生了巨大推力;与此同时，商品经济迅速发展，投资渠道日益多元，城镇基建步伐加快，城镇就业渠道拓宽，大量农民进城务工，城镇化发展出现了巨大拉力。1978年后，中国开始实施许多新的城市化政策，如“准许知青回城”等，这使得城镇的人口，特别是大城市人口，得以加快增长。东南沿海对外开放，东部城市工业化进程加速，沿海城市获得快速发展。
1984年，中国政府制定和颁布了新的户籍管理政策，准许农民在自带口粮的情况下进镇务工经商以及落户，修改了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市镇建制标准，使得全国城镇数量迅速上升。“八五”计划(1991-1995)首次出现“城市化”概念，提出有计划地推进城市化进程。1994年底，中国城市数量从193个增加到622个，每年平均增加32个。第四次人口普查显示，城镇化率从1978年的18%，上升到1993年的28.14%，年均增加0.63%。
第四阶段：快速推进(1995年至今)
1995年至今，中国城镇化快速推进，城镇化程度极大提高。有以下几个关键点。
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全面深化，土地有偿使用制度改革逐步深化(1988年宪法修订后试点)。1994年下发《关于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决定》。1998年住房分配货币化，房地产异军突起。
1994年《汽车工业产业政策》提出“国家鼓励个人购买汽车”，机动化逐步发展，城市空间扩张加速。
1994年分税制改革，塑造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独特关系，城市间竞争性发展，成为中国城镇化的独特动力源泉。
此外，经济全球化发展，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，快速融入全球化的市场体系，全球化红利为中国城市发展提供了资本与技术等关键要素支撑。
从2001年开始，“十五”计划(2001-2005)明确提出，推进城镇化的条件已渐成熟，要不失时机地实施城镇化战略，并调整部分限制和不利于农民进城的政策因素，中国城镇化由此进一步加快。
“十一五”规划(2006-2010)提出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，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;“十二五”规划(2011-2015)提出，坚持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，科学制定城镇化发展规划，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。
在政策持续推动下，在全国范围内，城镇化率迅速上升，也出现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的泡沫风险。截至2014年末，全国共有653个设市城市，县1596个，建制镇增至20401个，城镇常住人口达到约7.5亿人，城镇化水平54.77%。
我们将1962年、1963年、1978年三次城市工作会议置于中国城镇化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来看，可以看出，每次会议前后，城镇化轨迹走向都发生了变化，会议对城镇化产生延续性的长期影响。由历史本身，也不难得到一些启示：
1、四次中央城市会议都是特定时代背景的产物。总体来看，对城市的认识以及对城市规划管理工作的认识日益系统深入。不过，从第一次、第二次会议中对城市生产功能的过度强调，再到第三次会议对大中小城市规模的控制方针，都体现出对城市认识的不足与局限，背后都是计划经济思维的体现，最后城市发展都遇到弯路。
这警醒政府，需要客观认知自身的理性能力与权责边界，避免一刀切的强势与垄断思维，尊重自然规律和市场规律。本次城市会议经过66年的摸索，针对城市发展，树立起“三大结构、三大环节、三大动力、三大布局、三大主体”的协同观，无疑是巨大进步。
2.城市工作会议是历史因果事件链中的一环。一次会议作为公共政策的重要产生平台与释放窗口，需要政策研制者、政策解读者与政策执行者的客观审慎态度。
本次城市工作会议，在一个特别重要的历史窗口期召开。首先是中国城镇化经历37年快速发展，亟需内察外省，战略前瞻;其次，城镇化率处于从55%向70%迈进的关键期，城市成功转型对避免所谓“中等收入陷阱”关系甚大;再者，2016年是新领导班子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开局元年。因此，这次会议更显重要，当前会议要求和精神已经发出，接下来针对会议精神与要求的科学解读与执行，将十分关键。
3.需要好的顶层设计，更需要好的执行路径。本次会议给出的“一尊重，五统筹”方向对策，更为综合性与原则性。对此，有人认为太过宏大。但笔者认为，前三次会议给出的建议虽然更为具体，系统性和整体性却偏弱，本次会议给出的弹性政策导引，有利于更好应对广泛复杂的局面，另一方面也意味着需要加强更多精确化、精细化的子政策予以配套、加以协同。
本次会议将对中国城市未来轨迹带来何种影响，目前难以得知，但“一尊重，五统筹”却是好的顶层设计，建议接下来一方面对既有各类存量城市政策加以评估、更新与衔接，一方面对各类增量城市政策加以更为先进精确的政策模拟、大胆授权的试点示范、动态及时的政策实施监测反馈。
最重要的是，在城市工作中，要促使相关中央部委、地方部门跳出部门利益，形成对城市发展整体愿景的公约数，展开无缝高效协作与协同，实现对城市问题的系统性解决，而非头痛医头，脚痛医脚，贻误宝贵时机。
试解读2015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战略指向
“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”，是十八大以来中央各项工作努力的核心目标之一，随着城市在国家经济社会运行中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，城市也成为国家治理体系中重要主体，成为建设和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平台。
要让中国城市发展兼顾规范、高效与公平，就亟需对城市的战略价值、使命、内涵、路径进行全新的认识与灵敏的革新。当下“后50%”的概念，为审视中国城镇化提供了以下思考维度：
第一，“后50%”是“中国城镇化率”跨过50%之后的城市发展新时期，是“后发”发展中国家“后发的”城镇化道路的特定时代背景，又交织了一系列自然、经济、社会、人文等中国国情特征。
第二，“后50%”是大规模基本建设完成后，重点进入城市功能开发建设的特定历史阶段，更强调内涵性的功能建设与权利性的制度建设，诸如真正的城市功能形成、公共服务供给与公平规则享有，而非突出城镇化的物理外观。
第三，“后50%”中国城镇化，既是对生活空间的再造，更是对国人现代性的再造。
本次会议内容蕴含未来中国城市发展应追求的内在逻辑与战略指向，即遵循“善智(Good Wisdom)”--城市规律的科学认知→树立“善志(Good Vision)”--发展愿景的长久共识→重塑“善秩(Good Order)”--空间秩序的良好耦合→提升“善质(Good Quality)”--城市品质的人本永续→推动“善治(Good Governance)”--城市治理的多元和谐，最终服务与支撑于国家治理现代化大局。